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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我们自身的外人》:克里斯蒂娃——永远的外人

admin2022-10-2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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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们自身的外人》,[法]朱丽娅·克里斯蒂娃著,陆观宇译,上海文艺出版社|拜德雅,2022年11月出版,348页,62.00元


谈起法国学者朱丽娅·克里斯蒂娃,中国读者或许熟悉这样一则逸事。1965年,二十四岁的她获得“戴高乐”奖学金,作为通晓法语的保加利亚学生赴法攻读博士学位。圣诞前夜,飞机降落在大雪纷飞的巴黎,她口袋里只有五美元,在机场没人接应,投奔使馆无门,所幸有贵人相助,才不致露宿街头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峥嵘岁月,后被克里斯蒂娃记叙在自传体小说《武士》(Les Samoura?s, 1990)里。

年轻时的朱丽娅·克里斯蒂娃


2018年,当这段回忆在公众视野中被重新唤起时,克里斯蒂娃已经是蜚声国际的思想家、精神分析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批评家,是互文性(intertextualité)理论与贱斥(abjection)理论的奠基人,也是巴黎狄德罗大学的荣休教授。是年3月,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(即该国秘密情报组织,有媒体将其比作“克格勃”)档案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数百页的档案,称克里斯蒂娃在1970至1973年,以“萨宾娜”之名,受聘为该组织的特工。据称,她在出国之前签下文件,称“如有必要,会为组织效力”。瞬时,西方学界为之震动,国际舆论一片哗然。几日后,克里斯蒂娃严正辟谣称,自己从未以任何形式参与谍报活动,档案文件没有一份出自她的笔下,均属该部门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捏造而成,诸多内容甚至有悖于她当时的公开立场(克里斯蒂娃对此的声明,参见www.kristeva.fr/droit-de-reponse.html)。7月,克里斯蒂娃于《名利场》(Vanity Fair)杂志撰写长文《我所没有的人生》(Une autre vie que la mienne),自述出国的经历以及此次被诬陷的始末。她写道,自己离开前和当局签下的唯一一份文件,是承诺自己不会在巴黎结婚,而她对这份文件也不甚在意。来法第三年,她便与文学家菲利普·索莱尔斯(Philippe Sollers, 1936 年生)结婚。读了档案之后,她才意识到,许多过去的同事和来访的旧友,都是被派来监视自己的棋子,回头便向当局呈交“罪证”;而几年间,自己和先生写给父母的家书,在寄到之前,无一例外地被警方拆阅。她感叹道:“我早就知道自己在法国永远是外国人。这种陌生性,此后倒也成了我的家乡、我的命运。”

外国人的身份,便如此伴随着,甚至是搅动着克里斯蒂娃的人生。早在 1970 年,阐述互文性理论的《符号学》(Séméiotiké)出版后,导师罗兰·巴特便撰文赞赏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贡献,标题拟为“外国女子”(L’étrangère)。日后追忆恩师时,克里斯蒂娃表示,出于法国人对传统的敬仰,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不免有被排斥之感;可法国也有像罗兰·巴特这样的人,欣赏学生的研究成果,希望学生有独立见解,即使这些见解与学界传统大相径庭。因此,她说:“在法国做外国人,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甚。 [可是]在法国做外国人,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。”(朱丽娅·克里斯蒂娃、祝克懿:《与克里斯蒂娃的对话录——多声部的人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四百八十期,2013年7月26日)这两句话即出自克里斯蒂娃的《我们自身的外人》一书(étrangers à nous-mêmes;下文简称《外人》)。该书写于1988年,以时而锐利、时而凄楚的文字描摹外国人的境遇,以时而宏大、时而精细的角度梳理外国人的历史,很难说不沾染些许自传色彩。

罗兰·巴特与克里斯蒂娃


关于《外人》的出发点,克里斯蒂娃称之为“外国人问题”:在当下的社会中,我们应该如何与外国人共存?如何直面他们的存在,既不对他们加以排斥,又不要求他们同化融合?如何处理我们内心油然而生的爱与恨?作者给出的答案触及我们的心理:我们要承认自己内在的奇异性、陌生性;只有在我们将自己视作与自己陌生的人,视作自身的外人之后,才能更好地尊重、接纳外国人,与他们共同生活。

乍看之下,这一论点的效力,甚至是这一论点的核心概念之效力,都受制于法语本身。“外国人”“陌生人”,或是形容词“外国的”“陌生的”,在法语中均作“étranger, -ère”;而“奇特”“怪异”,作“étrange”。大概两者同源于拉丁文extraneus,演化至今,仅有一字之差。于是,描述性质的名词“étrangeté”既可作“陌生性”,又可作“奇异性”,乃至弗洛伊德处的“怪怖”(unheimlich,法文意译为“令人不安的奇异”)。这些彼此相近的法语词,或许无法用同一种中文译法加以概括;若是新造词语来取代这如此常见的义项,则更为不妥。翻译起来,还是以保留这些词语各自的通俗译法为上。除了难以统一的“étranger”与“étrange”之外,“étranger”一词广泛的意涵本身也为中文翻译出了一道难题。在法文中,“外在于某边界”“让人感觉陌生”的人或物,大都可以用该词形容,如加缪的名作《局外人》(L’étranger,1942)——主角默尔索是身处北非的异乡人,是现代社会的陌生人,是自身存在的局外人。在《外人》的不同章节中,étrangers 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政治或文化“边界”,中文译法亦可根据语境决定: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,作“外国人”;在此之前的,如果边界处于地区之间,便作“外地人”;如果边界属于城邦之类的政治实体,便作“外邦人”。在某些段落中,克里斯蒂娃将étrangers视作某种普遍的范畴加以论述,中文译法可定为“外人”,算是“外国人”“外地人”“外来者”等义项兼具的折中策略。总之,若是在行文中,“外人”“陌生”“奇异”略显跳脱,往往是因为原文的用词有着直观的亲缘;若是不同章节中 étrangers 的译法前后抵牾,往往是因为语境发生了转变。

不过,即使法语的语言特征无法在译文中复刻,奇异与陌生、陌生与外人之间的联系却始终存在着。令我们慨叹奇异的事物,定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;而外人的范畴,也正是建立在我们与他人、熟悉与陌生的分别之上。只要外人的范畴存在,他们身上的陌生性便无法消解,他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便体现了这个社会对他者、对陌生、对奇异的态度——尤其是外国人,为当代社会中外人的典型。因此,若是读者越过这段语言的藩篱,便一定能体悟作者对外人境况入木三分的剖析。

全书即从这种剖析开始。在首章《献给外人的托卡塔与赋格》中,作者用短小精悍的段落描摹现代社会中外国人的种种处境与心理。他们是永远在陌生性中挣扎的斗士,是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棋子,在永恒的逃亡中偷来稍纵即逝的安宁,在自信与自怨之间摇摆不定。明明已经逃离了家乡,他们却始终深陷对过去的留恋,任由故人的梦魇纠缠;明明已经在别处定居,他们却始终需要面对他人的怜悯与憎恶,在他人对身世的诘问中面露惭色。于是,他们用冷漠武装自己内心的忧郁与脆弱,用劳作掩饰自己的麻木与缄默,压抑着呼之欲出的仇恨,甚至在性爱与疾病中沉沦。在点点滴滴普遍而理论化的描述中,最动人心魄的或许是“多语者的沉默”“孤儿”“爆发:性与病”等小节。这些情感洋溢的段落勾勒出外国人在语言上的窘局,在象征界中找寻陌生性的位置。儿时的语言成了死去的母亲,外国人们鹦鹉学舌般地讲着异乡的话语。这门人为习得的语言,让他们越过母语中的禁忌,却同时在他们的言说与情感之间筑下一道高墙,让他们对痛苦麻木,诉说着华丽却空虚的辞藻。他们羡慕母语者,发奋在新的语言中登峰造极,可是偶尔的失误便让他们原形毕露,向他们狼狈的心口捶下一句“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们”……总之,现代社会中的外人,尤其是《外人》成书时身居法国的移民,或许面临两种选择:

要么,他不惜一切地尝试混入这个同质的、不认识他者的社会结构,尝试认同于此、迷失于此、同化于此;他的姿态是谄媚的,因为流浪者景仰这个容他避难的文明所带来的福祉,如法国人一般——甚至比法国人更甚。要么,他将自己封闭在孤寂之中,蒙羞受辱,深知自己身上可怕的缺陷,也就是说,自己永远也成不了……法国人。(59-60页)

在现代社会中,外人身上固有的差异带来了这种彻底的困境——外人要么取消自己的陌生性,要么局限于自己的陌生性。于是,作者问道,这种境况是如何产生的,又应该如何解决?换言之,“我们怎样才会成为外国人”,而我们又“是否能够亲密地、主体式地与他者共同生活、作为他者生活,既不驱逐又不同化任何人”?(第 4、62 页)

作者的策略是回溯历史,在思想史中探寻外人概念的演变,在司法史中辨明对外人的态度与政策。《外人》的余下章节便按照这条脉络展开,从古希腊的蛮人与外邦人写起(《希腊人:在蛮人、迁客与乞援者之间》),到犹太教与基督教早期经典(《天选之民:选择陌生》),再到古罗马与中世纪的思想与法令(《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:流亡的良药与朝圣》)。《凭什么权利算您作外人?》从之前的论述中总结出外人的普遍法律地位,并将其与今日的外国人相比,犹如历史洪流中的一片洲渚,容读者暂作歇息。之后,作者再将读者投入文艺复兴与航海时代的云烟(《这场“形形色色”的文艺复兴》),邀读者体会启蒙时期与大革命的血气(《启蒙与外人》),而本书的历史部分以德国近现代哲学收尾(《普遍性难道不是……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?》)。收尾,或许也是高潮,因为前几章埋下的种种线索,大都在这一章的论述中凝聚起来。如果说作者始终认为,主张消弭差异的普世论和无视普遍人性的地方主义均会走向专制——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对有理性之人一视同仁,可是蛮人与奴隶则“被贬入失常者之流”,被剥夺获得德性的资格;相反,用对地区、国家或意识形态的归属取代抽象之“人”的象征意义,而“压迫那些没有这种归属的人们”,是纳粹暴行的源头(90、235 页)——那么正是在康德的《永久和平论》中,作者找到一种在分离与统一、差异与普遍性共存的情况下,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的方法。如果说作者反复强调外人对“我们”的启示——皈依的外邦人让信徒在“低贱”之中辨识自己,外国人是让哲人意识到自身局限的“第二自我”(114、 201 页)——那么正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,作者才找到一种最恰当的语言,来表述我们与外人的关系。

弗洛伊德


因此,在分析弗洛伊德名篇《怪怖论》(Das Unheimliche,1919)时,作者提出了本书的核心命题:我们对外人的着迷,其根本原因不在外部;它直接源于我们对自身内部陌生性的压抑。在被内心压抑的陌生性骤然回归、暴露在我们的存在中后,一种骇人之感(或言“怪怖”)便油然而生,而这便是外人陌生性的源头。借着弗洛伊德之口,作者写道,“我们已经四分五裂,因而不能要求外人融合于此,更不能追缠他们,而是将他们迎入怪怖之中,因为这种怪怖既属于他们,又属于我们。 [……] 怪异就在自我身上,因此我们都是外人。如果我是外人,那么也就不存在外人”(298-299页)。于是,在末章《实践上……》中,作者写道,“我们亟须一场思维方式上的进化,从而在这种多价值并存的局面中,促进最好的和谐”(303页)。这种进化便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“彻底的陌生性”,意识到自己是外人,并且将这种意识拓展至“外人”或是“外国人”的概念之中。当下的社会注定是异质的;只有我们在“既作同一,又是他者”的条件下,才能达成包容差异、尊重外人的和谐,才能与外国人更好地共存(302页)。

读者自可指摘作者对外国人境况的描摹片面而悲观,笼罩在自己身世的阴影下,毕竟很难说所有外国人都是伪装者、流亡者,都有一片回不去的故土、一个说不出口的来由,都用他乡的语言麻痹自己的情感,都被他人热爱或憎恨。读者也可批评作者的历史梳理过于零散、不成体系,选择不免武断,分析浅尝辄止。的确,虽然《外人》时常闪烁着作者对语言与象征,对理性与人权,对普世主义、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等的种种洞见,这些评论与观察却没有收拢在末章的总结中,而是要读者随时采撷消化;而首章勾勒出的种种问题(例如外国人在语言中的困境),有许多也都在之后的章节断了线索。不过,这些弊病也促成了《外人》变化多端、难以定型的文风,而且大抵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。在首章开篇,作者坦言,这部作品“不是要确定、物化外人的陌生性”或“赋予其决定性的结构”,而“仅仅是通过在我们眼下展开的某些彼此相异的面孔,通过散落在历史中却反复无常的某些年代久远的人物,勾勒出陌生性的永恒运动”——如音乐中的托卡塔与赋格,“方才触及,业已远去”(第5–6页)。而当作者用一条武断,乃至牵强的线索连接起不同时代的种种“外人”时,或许并不是为了做出多么完备的论证,而是为了强调这一脉络本身能带来的启发:“眼下的这几页书,或许算不上论证或教导,只能算是零碎地写下展望,不免‘主观臆断’,这都是有意为之。”(261页)这种论述策略与作者对外人的见解一脉相承。不用某些普遍的命题、确定的描述概括外人的境遇与心理,不赋予外人“决定性的结构”,这正是因为外人——与我们一样——是无法决定、无法物化的主体,都在遭遇自身陌生性的过程中惊觉自我的脆弱。因此,在阅读《外人》的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瞬间,或许就是在把捉不定的文字中,恍然体悟到自己身上的陌生性。

与此相比,作者对弗洛伊德《怪怖论》的解读,以及她对精神分析实用性的立场,或许问题更大。《怪怖论》主要探讨的是美学中的心理问题(例如小说中描绘的恐怖现象),而弗洛伊德亦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怪怖不及文学作品中的怪怖丰富;或许因为这一点,弗洛伊德之后在讨论社会与宗教的《幻象之未来》(Die Zukunf einer Illusion,1927)与《文明及其不满》(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,1930)中只是零星地使用 unheimlich 一词(专门的“怪怖”概念,或是通常意义上的恐怖或怪诞)。然而,克里斯蒂娃则有意地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文化或社会的领域中,乃至认为怪怖是社会人存在的普遍心理定律——在归属于一种文化的象征体系时,我们必然会压抑自身的陌生性,于是,在我们遭遇外人的时刻,这种陌生性便会突然回归,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表现为种族歧视或者排外情绪。换言之,外人在社会中的处境,其意义是双重的:它既是个人心理的反映,又是文化的普遍征状。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,作者便强调精神分析的现实作用,认为它是比法规政策更加根本的手段。正是因为“扼制[政治]策略的根本问题属于心理的界域,乃至形而上的界域”(304页),她在末章对政策法规提出的几条建议(如“双国籍”身份与互惠条款,好让外国人在侨居国行使与原住国相应的权利)也都是点到为止,甚至有隔靴搔痒之嫌。

这种立场的说服力如何,还需读者自行定夺。然而,对精神分析现实意义的确信,却与作者先前的态度一脉相承。在1982年的一篇名为“精神分析与城邦”(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lis)的文章中,克里斯蒂娃便认为,政治的解释囿于某一种恒定的、无法批判的意义,而精神分析的解释则揭示出语言的异质、意义的缺失,因此精神分析的现实作用比政治解释更加彻底,能够“冲破政治的幻象、幻想与信念”,为人们生活的“城邦”带来某种清醒的伦理(《批评探究》[Critical Inquiry]第九卷第一号,1982年,77–92页)。就此而言,《外人》的最大特点便在于它延续了克里斯蒂娃此前的思想侧重,并将她的理论架构直接应用到实际的社会现象上。学者舒尔茨(Karla Schultz)由此评论道:

认为外国人被“贱斥”(《恐怖的权力》[Pouvoirs de l’horreur],1980), 是在批判性地回应当时铺天盖地的新闻文章,因为它们警醒到,大批涌入的外国人正在淹没法国文化;外国人绝望而善变的“自恋”(《爱情传奇》[Histoires d’amour],1983)所回应的,是他们与当局时常暴力的冲突;流亡者的“忧郁”(《黑日》[Soleil noir],1988),则回应强加在外国人之上的言语限制。最后,“我们自身/外部的外人”,难道不正是让我们从“过程中的主体”(《诗性语言的革命》[La Révolution du language poétique],1974)这一脆弱的立场出发,协调我们的同一与差异吗?正如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, 这种立场或许能让我们“与他者共同生活、作为他者生活”。 (《比较文学》[Comparative Literature]第四十六卷第三号,1994 年,319页)

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,即使《外人》以历史论述为主,相较作者其他作品更为平易近人,却也暗藏诸多需要反复咀嚼的理论洞见。说到底,克里斯蒂娃本非容易的作者,可这正增添了她的魅力。除此之外,在今天翻译或阅读这样一本著作,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对研究克里斯蒂娃的学者、或是对克里斯蒂娃感兴趣的读者来说,此书是了解她对“他者”或“外国人”的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必备读物,乃至揭示她对个人生平的思考。上文已经提到,《外人》具有一定自传色彩,而或许正因为克里斯蒂娃是一名“外国人”,“他者”与“外人”也成了她一生的写作重点。早在 1977 年的《如是》杂志(Tel Quel)的社论中,她已经写道:“你将会明白,我正说着流亡者的语言。流亡者的语言是一声含混的低喊,不曾嘶吼过。无疑是因为这一点,在我(不管是作为能指还是所指的我)写作的时候,它当然产生我个人的征状,可这些征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法语的征状。当今的时代是流亡的时代。如果不成为自己国家、语言、性别与身份的外人,又怎能避免陷入常识的泥潭?如果没有某种流亡,写作是不可能的。”(《一类新的知识分子:异见者》[Un nouveau type d’intellectuel : le dissident],《如是》第七十四号,第3-8页)时至今日,“外人”已经成为克里斯蒂娃的身份,乃至她的思想不可磨灭的特点。2021年11月,法国总统马克龙授予克里斯蒂娃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军官勋位(Grand officer de la Légion d’Honneur)时在颁奖词开篇如此介绍她:

您是保加利亚人,因为您的家人,因为您的出身,因为您的青春。您也是法国人,因为您的作品,因为您的爱情,因为您的决定。可您同时属于这个文人的共和国,以书当护照,以路作边境。“In via, in patria”——“我的祖国在路上”——您借圣奥古斯丁之口如是说:不停重新质疑,永远探求知识,超越既定成见。如果与您亦师亦友的罗兰·巴特将您称作“外人”,这不只是因为您来自别处,更是因为从一开始,您便有条不紊地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目光,将我们的思想置于他乡。

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的身份是外人,那么《外人》便是克里斯蒂娃论述此身份的唯一专著(克里斯蒂娃2014年对本书的总结,参见www.kristeva.fr/reflexions-sur-letranger.html)。

克里斯蒂娃


对当今的一般读者而言,《外人》也同时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,因为作者回应的社会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日益尖锐。《外人》成书的 1980 年代,种族歧视与排外现象甚嚣尘上。在“二战”之后,尤其是法越战争(1954 年)与阿尔及利亚战争(1962 年)结束后,已有大量难民迁入法国本土。1970 年代,法国经济低迷,开放移民家属定居法国的政策,并允许他们申请法国国籍,因而又有一批外国人移居法国,数以万计,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。伴随着几波移民潮,法国社会对移民的仇视也逐渐酝酿,在1983年针对北非移民的多起暴力事件中爆发。在巴黎北郊的拉库尔讷沃(La Courneuve),十岁的北非裔少年图菲克·吴瓦内斯(Toufik Ouanes)因“吵闹”被邻居击毙;在波尔多,阿尔及利亚游客哈比卜·葛林齐(Habib Grimzi)在火车上受到三名待役军人挑衅,发生口角后被他们拖出行驶的火车窗外致死;在里昂东南的韦尼雪(Vénissieux),警方突击搜查北非移民聚集的城区,与当地年轻人发生流血冲突,造成青年社会活动家翟义家(Toumi Dja?dja)重伤。10月,为了提倡平等、反对种族歧视,十七人决定从马赛出发,以游行的方式和平示威,其中九人便来自韦尼雪。行至格勒诺布尔,行列不过三十余人;到了里昂,已有上千人; 12月,踏入巴黎的已是一支十万余人的队伍,浩浩荡荡,《解放报》(Libération)称其为“伯儿的游行”(marche des Beurs;“伯儿”为对北非阿拉伯裔的俚语)。翌年,反种族歧视组织SOS Racisme成立,法国《国籍法》(Code de la nationalité)增补案通过,这样的背景便促使克里斯蒂娃思考“外人”的境况。《外人》出版后的两年,克里斯蒂娃发表《致哈林·邰希的公开信》(Lettre ouverte à Harlem Désir,1990),收信人邰希正是SOS Racisme的时任主席。

可“外人”难道不也充斥着今日的世界吗?全球化的潮水逐渐退去,浮现出民族主义的暗礁;“黑命也是命”的声浪,揭露出诸多国家族群间结构性的裂痕。疫情第三年,当城与城、国与国之间的大门再度打开,当困滞已久的人们重新将他乡纳入自己的生活,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体会身为外人的滋味,哪怕只是片刻。我们该如何审视成为外人的自己?该如何接纳作为外人的他人?回响三十余年的《外人》,对今日亦可带来弥足珍贵的定见与启发。

校对《外人》译稿的夏天,我有段时间在意大利。一日,我从翡冷翠北郊的城市普拉托搭火车南下,在售票处遇见一个女人,亚洲面孔,五十来岁的样子,戴着一只“意大利制造”的橘红色口罩,正朝满脸疑惑的售票员比划着。她见了我,问我是不是中国人,能不能帮她买一张去翡冷翠的单程票。我替她买好票,趁在月台等车的间隙,想教她买票的意大利文。她指指自己的头,说自己笨,学不来。她在意大利生活了十二年,意大利语却只会“谢谢”与“白兰渡”(我后来得知这是“普拉托”的温州话叫法)。每次出行坐火车、坐公交,如果身边有中国人,就请他们帮忙买票;如果没有,就自己应付,也就这么应付过来了。她又说,自己普通话也说不流利,更不识字,平日与朋友用温州话交流。我还想跟她套套近乎,说自己是上海人,温州话或许能听懂一些。她却摇摇头,说自己二十年前曾经在虹口区做过两年工,那时还能讲两三句上海话,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。

然后是几秒的沉默。太阳很大,我看着铁轨上冒起的烟。她向我抱怨,过去的一整年,因为疫情的缘故,自己找不到工作;如果不是因为回国机票太贵,到达之后还要隔离,她还想回家看看。她说她这次去翡冷翠找她姐姐,休息几天。她已经摸清了到翡冷翠火车站之后的路线,在外面的电车站坐开往市郊的电车,直到看见大超市“艾赛隆加”,就可以下车了。“要不到了以后,我再去帮你买电车票吧。”我说。她连声道谢。到了翡冷翠后,我们走出车站,门口的电车售票机非常方便。她见我准备拿卡替她付钱,赶忙把我推开,把攥在手中的几枚硬币统统塞进投币口。电车刚好到站,我们也没空攀谈,她拿好车票,赶忙走上车,一边向我挥手作别。

我想我有好些问题没来得及问她。我想问她温州的事,问她上海的事,问她在这里有多少亲友,问她这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。转念一想,我又有什么资格用这些问题让她难堪呢,竟要用几句外语、用几枚铜钿来换取一些好善乐施的窃喜——我自己在英国不也是做了三年的外人吗?三年,圆滑的英语侵入我的念想,占据我的口舌,忙碌的日子竟容不下一句中文。我的母语日益枯萎,直到翻译让我与它再续前缘,动用大段中文整理自己的思想、揣度作者的本意,做归途中的鲁宾孙……我伫立在火车站出口,看电车呜咽着离去,克里斯蒂娃的文字忽然奔涌在脑海,化作一声叹息,散逸在托斯卡纳的烈阳里。与那位女人的邂逅,让我更加明白翻译此书的意义,我想将这篇文章献给她——献给这位在他乡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外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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